沒想到一個關於Design for the Community的座談會會演變成民間組織控訴政府的大會，正當來自荷蘭的藝術家樂樂地向在場人士介紹他們的意念及創作經歷時，台下觀眾總是把問題聚焦在香港藝術團體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及至質詢人家可如何在香港作同類的藝術活動，試問一批來了香港還不到一星期的人能怎樣回答？
當看見人家從老遠帶來的概念和創作經驗時，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汲取了些甚麼？正如當中一位有份參與“Blue House”計劃的荷蘭藝術家Jeanne van Heeswijk提到，不論是甚麼活動都有機會遇上未知的困難，他們這個計劃不是也給當地政府起訴過無數次？但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那最不明朗的一步，光想着前頭諸般的障礙而猶豫不決，結果只會甚麼都做不來，最後分享的香港建築師羅健中先生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嗎？儘管預計到政府很大可能會反對他們的計劃，但依然提交心目中認為最切合該區居民的設計方案，除為他們帶來獎項之餘，更間接地衝擊着大眾對舊區重建與規劃的一些錯誤觀念。
設計不再是一人獨專的產物，而是與大眾互動的成果，Brian Lee的木頭桌雖然不是甚麼大堆頭項目，但在設計的過程中讓老人家重新肯定自己的再生能力和社會意義，那才是真正的Humanistic Design。Design for the Community未必一定合乎經濟效益，但若能使這個是非之都和諧一點，不是已經很有價值了嗎？
當看見人家從老遠帶來的概念和創作經驗時，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汲取了些甚麼？正如當中一位有份參與“Blue House”計劃的荷蘭藝術家Jeanne van Heeswijk提到，不論是甚麼活動都有機會遇上未知的困難，他們這個計劃不是也給當地政府起訴過無數次？但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那最不明朗的一步，光想着前頭諸般的障礙而猶豫不決，結果只會甚麼都做不來，最後分享的香港建築師羅健中先生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嗎？儘管預計到政府很大可能會反對他們的計劃，但依然提交心目中認為最切合該區居民的設計方案，除為他們帶來獎項之餘，更間接地衝擊着大眾對舊區重建與規劃的一些錯誤觀念。
設計不再是一人獨專的產物，而是與大眾互動的成果，Brian Lee的木頭桌雖然不是甚麼大堆頭項目，但在設計的過程中讓老人家重新肯定自己的再生能力和社會意義，那才是真正的Humanistic Design。Design for the Community未必一定合乎經濟效益，但若能使這個是非之都和諧一點，不是已經很有價值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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