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7, 2007

Thursday, July 26, 2007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2007


與一位做企業形象/品牌設計的朋友來了場很「爽」的討論。

源於前兩天參加的亞洲文化合作論壇,當中提到了許多值得思考的議題,特別是最後一場由詹瑞文和歐陽應霽負責主講有關「越界」(Cross-over) 的討論,讓我再次思考到「藝術」與「商業藝術」的分野,顯然中間只剩那點點的虛線了。

過去藝術家不屑與商家合作,以防自己的作品沾上銅臭,有損名節,大底我們印象中的偉大藝術家,都如Vincent van Gogh那樣至死不得溫飽,又或像電影《鐵達尼號》裏的Jack Dawson,沒錢買船票之餘,還得睡在三等艙,畫的都是被主流社會唾棄的妓女;然而正因着這種堅持與傲骨,尋常百姓對藝術家總會有種莫名的欣賞與佩服,他們流露的“氣質”,大概也源於此。記得以前許多唸設計的同學原意唸藝術,奈何擔心畢業後難找工作,才選擇設計,所以藝術系又名「渣兜」系,意指進去後便註定要托缽討飯。

沒想到討論會上發出的第一道問題便是Can professional artists secure their future? 為何時至今日,還在討論這個問題?是否告訴我們只有極少數成了名(在流行文化當中佔上一席位)的藝術家的未來才有保障?現在不少藝術家都願意與商界合作,做品牌代言人、拍廣告,不但不會被指出賣藝術,還被視為跨媒體創作人,知名度提高的同時,亦不用再擔心資金來源,“創作”一詞似是把背後所有互惠互利的關係過濾得一乾二淨。

詹氏指他們嘗試把劇場帶到群眾當中,用他們的語言來跟他們對話,發掘這門藝術新的可能性,在劇團成立之始,他們便構想到劇場需要一位明星,觀眾才會走進去。這不正是在運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模式去讓藝術生存下來嗎?是在用他們的語言說話還是迎合公眾口味?我當然不贊成藝術永遠都高高在上,望塵莫及,但也值得思考為何我們會視那些為藝術?影視藝人也被喚作Artist,但我們不會把他們視為藝術家,只怕我們都在濫用「藝術」或「創作」一詞,正如會上有講者認為我們都在濫用Creative一字,就連會計師也被形容為 creative,是怎麼一回事?

很喜歡著名實驗電影導演及學者Maya Deren所形容的「藝術家」,在其著作An Anagram of Ideas on Art, Form and Film中,她提到:For the serious artist the esthetic problem of form is, essentially, and simultaneously, a moral problem. Nothing can account for the devoted dedication of the giants of human history to art form sav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for them, the moral and esthetic problems were one and the same: that the form of a work of art is the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its moral structure.

Deren相信美學與道德倫理密不可分,美本身並不單是一種選擇,而是在物質層面上有意識地呈現出來的一種人文精神。

The work of art is skin for an idea. It must also illuminate certain ethical or moral principles as well as comprehend the large facts of its total culture, and, at best, extend them imaginatively.

與友人均有同感的是,每一種藝術本身的可能性已夠一位藝術家窮一生之力去探索,是一段漫長的尋找過程,畢卡索創作了多少幅寫實的畫作才來到立體主義?跨媒體(特別是跨潮流文化的)創作有多少是在搞噱頭(gimmick)多於搞藝術?而又有多少是藝術家本身對原來的發展方向缺乏堅持,因此走到另一領域去尋找新的機會?聽說第一個找藝術家來合作的品牌是Absolute Vodka,跟Andy Warhol的合作可謂空前成功,其後Vodka繼續與不同的插圖家及建築家合作,建立了品牌獨有的個性,今天不知多少品牌都在套用這個點子?

「現在愈來愈難欣賞到純粹的藝術。」是我們都有太多的目的要達到吧!

Sunday, July 22, 2007

《清明上河圖》


生於數位年代的我,的確不大懂得欣賞國寶,但只要回想那個連飛機都沒有的年代,要完成這樣一幅鳥瞰圖著實不易,再考慮到案卷之長,更是寶貴。
早起還是值得。

Saturday, July 21, 2007

今年買書特別少...


愈是習慣於平常日子逛書店,愈不會在書展買書。本來沒打算來的,更不會怎樣開刀,一共才買了三本,最開心的是找到了由著名法國導演杜魯福親自撰寫的影評集The Films in My Life!好想盡快把它吞噬……

Tuesday, July 17, 2007

If you said yes to abortion...


正在看由上海奧美(Oglivy & Mather)廣告設計公司為內部員工製作的一本書《Ugly Duckling》,顧名思義,是講解一些本來有如醜小鴨一般的廣告如何搖身一變,成為意念超絕的廣告。

好欣賞當中一個針對墮胎的廣告,雖然全以文字表達,但非常有力;聽說後來有人做了另一個版本,把這個概念再推前一步:將第三條問題改成是一個健全的嬰孩,而答案卻是納粹領袖希特勒,多妙的一筆!

Tuesday, July 10, 2007

in midair


作品的展覽場怎麼相隔這麼遠?今回只看了Anson的作品,有點可惜,不過真的好喜歡由Hung Lam設計的場刊,味道十足。

Saturday, July 7, 2007

A MESSAGE TO THE FUTURE A MESSAGE FROM THE PAST



真好,在Socially Yours的座談會上踫見黃國才(Kacey Wong)。

就他為Victoria Prison Art Museum所造的黃色小木屋,我說了點自己的看法,他顯然不太認同,但因下半場的節目即將開始,他沒能解釋下去,好可惜,真想聽聽藝術家親自為自己的作品發聲。多年前曾聽一學者說:「一件作品自公開以後,作者便失去了對其作品本身的詮釋權。」畢加索有過類似的話,但是指着觀眾說的:「任何一個人要對一幅畫作出解釋都是找錯了對象。」那麼是否都不要作任何理解呢?你刻意地要傳遞某些訊息,作為接收者的我難道便不能釐清這個訊息是甚麼嗎?我想一件好的作品,值得觀眾一想再想。

他刻意地在一個空間內營造了另一個空間。

先說我第一次的觀後感。我認為他沒有好好地運用現存的室內空間,亦沒有把囚室當囚室般用,觀眾一進去便給那小木屋吸引着,像個小孩看見糖果屋一様,爭相擠進去看個究竟,較比起其他同場的藝術品,囚室這個硬件在黃國才的作品中看似可有可無,要是把小屋獨置在其他地點,效果也不會相差太遠。我有這個想法,似乎是誤把小木屋當作一獨立自存的囚室看待,把它從本來的那個空間分割出來了。

監獄把罪犯與世界隔絕,一間間獨立的囚室再將罪犯們分開,最後這間小屋再邀請犯人把另一個自己分別出來。內心深處總有甚麼話要說吧,請化作文字留給未來那個重獲自由的自己,到那日,看着自己當年初到貴境的留言,不知會是怎樣的心情?觀眾被邀請站在這條時間線上的兩點,然而兩點卻同時並置在同一空間(小木屋)內,這種時間與空間的接軌讓我想起黃國才多年前的另一件作品,多個由大至小的黃色木屋以直線排列而成,從正面的“門口”窺探入內,會形成一點透視的錯覺,當觀眾誤以為可以走進這條長廊時,才發現門口不斷在縮小,限制你繼續前行,這種空間的虛置正正衝擊着我們固有的視覺經驗,你以為它很遙遠嗎?其實只有幾步的路程。黃氏的作品看來都很安靜,卻時刻充滿着令人躍躍欲試的互動性。

後來在其網站內找到以下一段小小的題旨,果然,用心一點看可以更貼近原意:
A philosopher once said the only freedom that ever exists is the freedom to choose whatever to think inside our mind. The memory of our past might not be what really happened. What are the things you wanted to change in your memory? What message do you have for your future? I built a wooden cabin out of recycle wood completed with a garden inside the tiny cell. Inside you can contemplate and reflect quietly then write a postcard addressing to your future self, I will mail it back to you in the future.

Friday, July 6, 2007

Socially Yours - Alternative Design Networking Seminar


沒想到一個關於Design for the Community的座談會會演變成民間組織控訴政府的大會,正當來自荷蘭的藝術家樂樂地向在場人士介紹他們的意念及創作經歷時,台下觀眾總是把問題聚焦在香港藝術團體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及至質詢人家可如何在香港作同類的藝術活動,試問一批來了香港還不到一星期的人能怎樣回答?

當看見人家從老遠帶來的概念和創作經驗時,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汲取了些甚麼?正如當中一位有份參與“Blue House”計劃的荷蘭藝術家Jeanne van Heeswijk提到,不論是甚麼活動都有機會遇上未知的困難,他們這個計劃不是也給當地政府起訴過無數次?但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那最不明朗的一步,光想着前頭諸般的障礙而猶豫不決,結果只會甚麼都做不來,最後分享的香港建築師羅健中先生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嗎?儘管預計到政府很大可能會反對他們的計劃,但依然提交心目中認為最切合該區居民的設計方案,除為他們帶來獎項之餘,更間接地衝擊着大眾對舊區重建與規劃的一些錯誤觀念。

設計不再是一人獨專的產物,而是與大眾互動的成果,Brian Lee的木頭桌雖然不是甚麼大堆頭項目,但在設計的過程中讓老人家重新肯定自己的再生能力和社會意義,那才是真正的Humanistic Design。Design for the Community未必一定合乎經濟效益,但若能使這個是非之都和諧一點,不是已經很有價值了嗎?

Sunday, July 1, 2007

珈琲時光 -------東京物語


正在讀舒明的《平成年代的日本電影》,有一處我不大認同:

在第二輯人物篇“淺野忠信”一節,提到在《珈琲時光》中幾個演員背向觀眾的鏡頭是“…非小津式的侯孝賢風格。小津電影中的人物一定會面向觀眾,…”(p.161) 但明顯地在《東京物語》中,一對老父母在岸邊逕自閒遊交心的一場戲,小津刻意地只拍他們的背面,讓觀眾加陪留意二人對話的內容而非表情動作,這不但令該場戲充滿詩意,更娓娓道來了老人家對時光流逝的無奈與寂寥。所以文中提到的那場母女戲,絕非“侯孝賢拍得比較曖昧不明”(p.162) 的結果,他可是不斷地帶領觀眾緬懷小津,向這一代大師致敬。